【易教育】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--我只准备当一颗改革的铺路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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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--我只准备当一颗改革的铺路石
   11月1日,是中南大学的前身之一——原中南矿冶学院的60周年华诞。这一天,对校长张尧学本人而言也意义重大,因为这是他履新满一周年的纪念日。

  2011年11月1日,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在中南大学宣布了任免决定,由张尧学担任老家湖南的这所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。

  这是一次堪称华丽也备受期待的转身。此前,张尧学任职教育部12年,曾担任教育部科技司、高教司司长。在出掌中南大学校长前,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。外界相信,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教管理岗位多年历练,这位大学校长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会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。

  果然,张尧学很快就推出了一揽子教育改革计划。不过,新政并不“时髦”。如推动教授给本科生上课,就是张尧学在10年前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时倡导过的;而青年教师“非升即转”或“非升即走”的政策,也早在2003年北京大学改革时引起过震动;至于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、研究生招生录取等方面的改革,许多大学也都在做。

  但国内很少有高校会一揽子推出这么多改革方略,更少见一位大学校长会如此开诚布公地阐释改革思路。在中南大学网站上,他在几次校内大会上的讲话都被全文整理出来公布,这些讲话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思考进路和改革路线图。即使有些表述被校内某些教职工看来“说得很重”,但整理稿前标注了“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”的说明,足见新校长公开的决心。

  张尧学为什么要迅速推进这场改革,他对新政有何思考,这次专访也许便于让公众管窥这位大学改革推进者的心路历程。

  中国青年报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:中南大学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场改革?所有的改革必须有危机感,有危机感才有变革的冲动,是哪些内外因素让中南大学站到了需要改革的节点上?

  张尧学(以下简称“张”):中南大学合并已经12年了,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,发展的步伐也非常快。但是,成绩不讲跑不了,问题不讲解决不了。有些问题是全国性的,也有些问题是发展快了积累下来的,这些问题是什么呢?

  一是缺少制度,中国的大学是人治大于制度治理,很多事情不讲规则,每个人可以找书记校长批字,这是长期的非制度化造成的,由于没有规则化的运行,大学治理存在严重问题。

  二是规则意识不强,从小的方面来说,比如老师随便因为什么理由就可以调课,学生交作业过了截止日期还可以一拖再拖;而在美国的大学,也许超过一分钟都会被判不及格,但我们这边还可以求情,规则的不执行对大学的杀伤力非常大。

  三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创新,却没有强调对人的培养和塑造,培养出来的人在价值分析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严重问题,他们尤其缺乏批判精神,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提供的服务并不优质。

  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,中南大学当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,如顶尖人才匮乏、科研投入不足、管理体制不顺等,但中南大学的特点是务实,这是一所以工科和医科为主的高校,风格是乐于吃苦、敢于奉献,不浮躁,不复杂,拥有良好的改革环境,有利于推进改革。

  记:中南大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?

  张:从大学建设的角度来讲,就是四个字:“特色、一流”;用八个字讲,就是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。怎么样把中南大学的特色进一步发挥出来,使它成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。我们的一切改革,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设计,围绕这个目标前进的。

  我们改革的目的,核心是要激发人的活力,要激励师生们作出卓有成效的业绩,让他们觉得在中南大学学习工作虽然辛苦但很快乐。我们还要让校外的人才向往我们学校的环境和氛围,让中南大学成为汇聚优秀人才的乐土。

  如果通过我们的改革,学校的招生分数提上来了,优秀学生对中南大学充满向往了,甚至在他们毕业后还觉得在母校读书真好,那我们的改革就算成功了。

  记:您的一些改革举措并不新,比如要求教授上讲台,2001年教育部就推进过了,为什么这次成了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?

  张:教授上讲台是我在教育部任职时推动的,但那时候教育部是从宏观层面推行的,缺乏监督;大学是中观层面,只要推进肯定有办法。我们的策略是只要教授不上课,就不能被聘任,还要扣掉他所在学院津贴总额的1%。一个人的行为会造成整个学院受到影响,这样他们就必须上讲台了。

  我昨天在校内走了半天,就是去检查教授上讲台的情况执行得怎么样,发现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下一步,我们还要继续在制度上进行设计,保证教授不是勉强被迫走上讲台,而是会真正用心去上好课。

  记:有声音认为青年教师8年后“非升即走”或“非升即转”,在目前这种人才流动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残酷。

  张:长达8年不考核,这还残酷吗?我不这么看,我原想给大家3年时间,后来学校有关部门还是给了“2+6”共8年时间,这是很宽松的条件。“非升即走”或“非升即转”在美国的大学以及国内的很多高校都有类似的制度,目的在于激发创造性,让青年教师把科研做上来。对于任何组织而言,激励他们作出好成绩都是最重要的工作,大学也不例外。

  8年后,优秀的自然会脱颖而出,但我们所说的优秀,是像刘路(在大三就破解了国际数学难题的中南大学学生——编者注)那样能攻克国际难题,给世界知识宝库奉上一颗大钻石;如果谁经过8年还只能捧出一颗大鹅卵石,我不认为他有资格说自己优秀。

  记:当前中国大学最受诟病的是行政化和官本位,包括我在采访中也有不少教职工提出中南大学也存在这个问题,这场改革对此做出回应吗?

  张: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去掉行政化,比如对教授委员会的赋权,就是为了减少行政化的问题,我们规定教授委员会两年改选一次,委员任期不能超过4年,让每个人都有参政的机会,轮流坐庄,决策就会比较民主公平。

  当然,我们管理体制还不顺,机关还有这么多人,有些人也问我为什么只改教师队伍不改机关。我只能说我不能搞革命,凡是激进的改革都搞不成,我们要最大地凝聚共识,破除改革中的障碍。所以,我多次强调我们的改革不整人,而且要讲情意,如果我们改革让人饭都没有得吃了,那宁愿不改,因为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教职工生活得更幸福。

  学校行政系统的改革肯定会进行,但涉及这么多人的出路问题,会进展得非常非常慢,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。

  记:当前大学的浮躁之风也备受社会批判,很多高校都把引进了多少院士、长江学者作为业绩,有些甚至只重引进,不重使用,更不重培养,对校内教职工则厚此薄彼,中南大学会作出改变吗?

  张:我提出过一个口号,中南大学绝不争第一。现在很多大学都在争第一,争的是数据而不是实力,中南大学就不要争那么多第一。

  对于人才引进,人家愿意来,我当然乐意,但我绝不会因为需要数据好看而花天价去挖人。我对学校教职工说,我有责任有义务要让儿子和女婿享受同样的待遇,绝不会厚此薄彼。

  其实,我这个校长就是一颗石子儿,在我的任期内,我只准备当一颗铺路石,我也呼吁我们院长们也当铺路石,能铺就铺点路,但我们要把中南大学持续发展进步的制度和环境建立起来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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